我读书时住在丽娃丽旦河的西岸，那里是华东师大理科的聚集地。其实，理科除了给我带来一些竞赛的虚荣，并不能激起我的丝毫兴趣，但是从五十年代一路踉跄走来的“小开”父母对“文字狱”实在心有余悸，决意要拗断我那支多事的笔。就这样数次抗争无果，只能与实验室日夜为伴。好在母校是一所综合性大学，丽娃河对岸还有苏渊雷、钱谷融、许杰这些文化大师，还有陈勤建、宋琳、李劼这帮文科学长，天天过河到文史楼旁听，也算是没有荒废这四年。
 
　　无独有偶，昔日小学的“死党”们同样遵父母之命分别考取了复旦、交大、华东师大、同济和工大（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大学）的理工科。那时候每个周末，我们这帮同学都会泡在德大、东海或者凯司令，端着咖啡，满口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、特殊函数与数理方程、汇编语言与编程技巧、经典物理与广义相对论，争论起来刀叉飞舞，弄得整个咖啡馆犹如中世纪的战场。其中的激进者，老是缠着我讨论“第三次浪潮”语境下数学跟社会的关系，他们认定数学是宇宙间唯一的上帝，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，包括战争与和平、饥饿和贫困，好一群狂热的少年毕达哥拉斯。

　　一晃十几年，昔日的科学主义者现在大都成了日里万机的商人，分布在世界各地，每周一次的聚会只能改成每年一次。尽管毕达哥拉斯和爱因斯坦早已经逐出席间，但话题倒也绝不直接涉及商业交易，而是当下的国内各项政策。觥斛交错间，“三个代表”、“和谐社会”、“三农问题”从这些半洋鬼子的嘴里一个个蹦达出来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，弄得服务小姐还以为包房里正开着共产国际扩大会议。

　　来自美国硅谷的陈兄打小就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右倾得很。可是现在竟然成了中国政治的Fans，连我那些中央党校的教授朋友后来也逐一成为他公司的顾问，而我们电视台发的那些《邓小平文选》、《十六大报告》、《牢记“两个务必”》等等统统被他搜罗过去，跟邓小平画像一起放在他硅谷的办公室里。弄得我一度怀疑这哥们儿是不是加入了美国的地下党。这位仁兄有一句名言：“只有坚定跟着党走，知道他们下一步将要做什么，美国人才能够在中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。”——这句话，被印成小纸片，分发到公司公关部、营销部。能否滚瓜烂熟地背出这句“语录”，成了那厮考察属下洋人雇员的硬指标。自然，他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业绩一直不俗，深得董事会的赞赏。

　　在座的非商界人士只有我一个，在党的也只有我一个。于是每逢这样的“政治学习”，这几位年兄就会向我提出一连串新政问题要我解读，往往弄得我瞠目结舌，实在不堪其扰。去年的一个夏日，台里一整天“保先教育”，上午大会，下午小会，听了一整天，说了一整天，口干舌燥，腿脚酸软，食欲不振。好不容易撑到功德林蔬食处，早已守候多时的鬼子们一拥而上，公然打开我的包，急吼吼地翻出“保鲜”红册子和笔记本相互传阅，如获至宝。此时想要滑脚脱身为时已晚，斗酒搅局我是毫无余力，只能转移话题。于是我就出了一个题目——诸位都是成功商人，知道世界上做什么生意最划算？

　　在温哥华做物流的徐兄早就盯着洋山深水港和东海大桥，答案自然脱不出空运和海运；在上海做医疗机械的马兄认真答曰：“到西部去，到中国最贫困的县推销最昂贵也最不实用的核磁共振或者多普勒仪。”徐兄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他们哪来的钱啊？”马兄这位本土商人，挺了挺大肚腩：“不就是几块劳力士手表吗？只要领导口袋里的钱到位了，那还有什么货款到不了位的？”

　　陈兄翻着“红册子”转了一会儿眼珠，答曰“我看还是跟党直接做生意好！你看全中国六千四百多万党员，这样的册子人手一本，印数少说就能达到七千万册。既便每本利润仅20美分，那么一千四百万美元稳赚，而且还不会拖欠。”

 我故弄玄虚地环视一周，捂着肚子坏笑一阵后，正色道：“到寺院去，跟菩萨做生意。一本万利！”

　　我喜欢夕阳下空荡荡的寺院，香烟袅绕，钟声浑厚，大雄宝殿里传来僧人的暮课颂经声。此时的寺院不见了香客，也隔绝了尘世，找一棵大树席地而坐，无欲无念，无我无他，波澜不兴，一片空灵。 

　　高僧的当头棒喝，能使人猛地惊醒；长老似有似无的点拨，能助你渐渐领悟；可有的时候，天王殿侧扫地的小沙弥，也能帮你从尘世中解脱出来：远远地看着那灰色的身影，听着一道道清澈的刷刷声——第一声扫去沿途的喧嚣和驾车的戾气，第二声扫去耿耿于怀、爱之恨之痛之的纪录片，第三声扫去电视台的浮躁和纷争，第四声扫去采访生涯中看见听见的一幕幕阴暗，第五声扫去记忆里由一些嘴脸构成的残片，第六声扫去那些自以为是的心头的执著……不知不觉间，抬眼望去，哪里还有小沙弥的灰影，哪里还有扫帚的声音，甚至连大树、寺院都无影无踪，唯有看不到边际的深蓝的天空。此时，心中便会徒生几分感动，觉得自己真像是刚刚脱离战火的难民，逃到了人世间最最安全的净土。

　　可惜这样属于我一个人的黄昏并不多。龙华寺太远，一路开车过去心里戾气太重；玉佛寺和静安寺停车不便，徒步或者挤公车身上尘味太浓；真如寺距离正好，不远不近，但每去一次，总会惊动当家大和尚，甚至惊动住持长老，心里十分不安。平日里去寺院多是陪同亲属友人进香，总在初一或者十五。他们虔诚地跪拜礼佛，我就穿过香火浓烟四处转悠，在人山人海中旁观各色善男信女。

　　初一十五进香者，大都是虔诚的香客，每一尊菩萨和罗汉甚至连钟鼓都要拜上一拜的。他们认为，漏拜一尊像，菩萨会怪罪下来的。我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虔诚，你想，每尊像前跪拜一次，这一圈下来少说也要叩八九十个头，没有一定的毅力和体力是做不到的。问题是，他们为什么而拜？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在祈祷什么？

　　我听过一些，也问过几个人，内容大都是求佛祖保佑，要升官要发财要长寿要求子要去病要免灾，索求甚多，无出其右。求罢则对着佛像许愿：“若得所偿便愿重修金身，便捐多少多少钞票……”许愿还愿，如是者也。

　　所谓进香，原来是跟菩萨做生意来了！

　　所谓礼拜，竟然是一笔笔一厢情愿的赤裸裸的交易！

　　这种生意，实在是一本万利。面有菜色者，往功德箱扔进去五块十块便能求得免灾平安；财大气粗者，往功德簿写上数千数万就能求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生意；身居高位者，花上若干公款便可以求得晋升，或者祈求某种非法行为不被发现——这种合算的生意，世界上哪里找得到啊？

　　我曾亲眼见过，两名纹着粗眉、穿着廉价“踏脚裤”的中年妇女不顾身后一长溜排着队等着拜佛的信众，跪了很久，嘴里用极快的语速要菩萨保佑家里的一大串人，末了顺便还诅咒了几个冤家对头，起身后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，如同施舍乞丐一般，理直气壮地用力抛进功德箱，撞开众人骂骂咧咧地转身去寻找下一尊佛像。

　　我也曾被几个形似保镖的彪形大汉阻拦在大雄宝殿外，因为里面某个不知是官员还是老板的大人物正在拜佛、捐钱。很久以后，“大人物”终于“功德圆满”，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出佛殿。保镖们厉声推搡着殿外的等候多时的香客，为“大人物”开道，然后乘上一溜儿黑色轿车绝尘而去。

　　普陀山是观音大士的道场，处处寺院，缕缕清香，清净庄严。然而，我却在著名的“潮音洞”外院发现一块明代万历年间政府立下的 “禁止舍身燃指”碑！什么叫做“舍身燃指”？就是当时一些香客为表虔诚，竟然用手指沾了煤油，引燃作为香火，直至油尽指枯！心诚如此，叹为观止。可是那些香客如此作践自己究竟为什么呢？说穿了，还是一笔生意经，只不过成本更高罢了。“生意”做到这个份上，简直是强买强卖，强盗剪径，也算是空前绝后了。怪不得当时的都督李分、参将陈九恩在石碑上用如此严厉的措辞写道：“愚娼村氓敢于舍身燃指者……定行缉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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